今年以來,高利貸案件不斷曝光,在全國遍地開花。5月,江蘇泗洪瘋狂的高利貸案件被曝光;8月,福建多地發生高利貸崩盤大案;9月,溫州傳出48億高利貸資金鏈斷裂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近日,河南因為擔保公司資金斷裂,理財客戶紛紛要求退款,河南有將近1600家擔保公司,超過10萬的從業人員。
10月17日,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在FT中文網撰文指出:簡單的測算顯示,中國目前的“影子銀行”金融體系大約運營著人民幣10萬億元的資金。民間借貸“野蠻”生長,影子銀行風險凸現,尋租空間也因此開啟。
今年以來,包括民生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也不時爆出有關信貸從業人員因尋租事件卷入民事糾紛的傳聞。如何加強全面監管,謹防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未來,對影子銀行系統的信息披露和適度的資本要求也將是金融監管改進的重要內容。
民間借貸瘋狂
據浙江義烏一位城商行分行行長透露,在浙江當地,類似泰隆、稠州銀行這樣的本土銀行,在面對一些短期貸款時利率換算成年息最高也企及120%。
銀行尚且如此,民間借貸的瘋狂可見一斑。以江蘇泗洪等為代表的全國多地,已到達了一種全民皆貸的地步,儼然是一個非機構的金融王國。“一般加到最後一層會比最初多10個點。”江蘇一位放貸人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與其追究金融系統生態失衡誰是罪魁禍首,不如拷問一下民間高利貸是如何走向瘋狂的。“民間借貸一直存在,江浙一帶孕育了這么優秀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民間借貸可以說是功不可沒。”上海創投協會一名高管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浙江那邊很多地方都有行會組織,當地有頭有臉有錢的人都通過這個行會組織放貸或是借錢,成為企業之間資金融通的一種手段,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有組織架構的吸儲和放貸的金融機構了。”稠州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李健也告訴記者,而且行會內部大家都是熟人信得過,資金融通就更為便捷。通常這樣的機構在當地都很有影響力,和本地的銀行關係也很好。
此一時,彼一時也。江蘇東臺一名化工廠企業主對時代周報記者坦言:現在實業都不景氣,一開始企業主借錢都是真心為救企業的,但現在這么高的利率,企業毛利率才多少?“現在就是不借錢是死,借了錢死得更快。”
事實上,在珠三角、長三角乃至東南沿海地帶,這樣的企業主并非個例。昔日救世主變成今日催命符。“現在變成惡性循環了,有些人借錢就是為了放高利貸,有些人借錢是為了還高利貸。”江蘇東臺一位從事民間借貸人士稱。
實體經濟遲遲不見向好,唯一的出路就是將手頭資金投向民間放貸攫取暴利。一方面是中小企業生存維艱,另一方面則是民間借貸興起。實體行業的蕭條和金融行業的詭異繁榮形成了有趣對比。
事實證明,政府決定采取強硬的手段對抗通脹的那一刻,潘多拉的魔盒就已經打開。收緊銀根則是造成大量灰色市場的直接誘因。“利率市場不放開管制,尋租空間就永遠存在。”深發展小微企業部有關負責人表示,“資本逐利是天性無可厚非。”
隱秘的產業鏈
8月,16家上市銀行中期報表業績靚麗,理財產品的大量發行成為上市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增長強勁動力,13家銀行披露理財產品銷售總額約13.43萬億元,其中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就達到了10.43萬億元,截至目前銀行發行理財產品共6000多只,已接近去年全年總量。
在影子銀行的灰色產業鏈里,通過銀行理財產品從監管體系內流出的資金是其重要力量,大量資金借由該渠道從體制內游離到監管之外。而典當、擔保等機構的運作則更為草根一些。截至今年6月底,僅浙江一省典當企業發放貸款累計總額199.4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20%,實現稅后利潤11422萬元;同時全國共有典當行5238家,實現典當總額1180億元,同比增長38%。
根據央行規定,民間借貸利率高於同期銀行貸款利率4倍以上,就應界定為高利貸范疇。
為此,影子銀行采取了種種迂回的手法。據江陰一位典當行公司老板介紹,在具體涉及借貸業務時,他們往往將計入利息的總額簽作借貸金額,或是簽署兩份合同,一份合同把利息水平做在同期基準利率4倍之內,另外將剩余利息再簽作一份咨詢合同,據稱這也已成為典當行、擔保、小額借貸等商業主體參與民間借貸時規避法律限制的通行做法。
除此以外,時代周報記者從江、浙兩地獲悉,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之下,想盡一切辦法以從銀行獲取低息貸款,再高息轉手借貸市場套取利潤,甚至成為一些大型國企的主營業務之一。企業通過假的貿易合同或虛報銷售數據,獲得貸款后再以高利貸形式轉貸出去。而部分上市公司通過股市融資攫取的資金也并未用於實業深耕,而是進入了同一領域。
據公開資料顯示,今年初到8月底,有關上市公司發布委托貸款的公告共117份,有64家上市非金融企業發放過貸款。放貸總額達169億美元,較去年增加38.2%。這些企業中,有35家的放貸利率高於標準銀行利率,年化利率最高達到24.5%。
許多國企都設有下屬金融子公司。中石油旗下有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一家信托銀行、一家商業銀行及一個內部金融部門。而中國移動宣布正組建一家財務公司,注冊資本擬定為50億。
“其實這個現象很好理解。”上述創投協會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銀行放貸利率被鎖定,只能獲得低利率的它們只愿承受低風險,大中型國企成了其最佳選擇,那么經營風險相對較高的私企應從何處融資,答案不言而喻。”
而對於手頭有資金或有能力獲得資金的市場主體而言,在實際存款利率為負值之際,將資金出借給手頭緊張的年輕私營企業每年收取20%-30%的利息顯然要比將資金存入銀行明智太多。
招安影子銀行
影子銀行原為舶來品,美國金融市場把銀行貸款證券化,通過證券市場獲得資金或進行信貸無限擴張所形成的資產規模即為影子銀行。而在我國,眼下無論是法律法規還是監管當局,都不曾給出影子銀行的明確定義。
野村國際(香港)曾對中國內地的影子銀行做過調研,數據顯示, 2010年影子銀行貸款余額為8.5萬億元,等於當年銀行貸款余額的7.8%、當年GDP的21%。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幣貸款以外的融資規模占到整個社會融資規模的46.3%。而更為顯著的事實是,由於民間借貸參與主體復雜,統計口徑不一,加之體量驚人,真實數據可能遠不止這些。
業內人士稱,從監管角度來看,如果說游離於“一行三會”監管之外的融資就是“影子金融”,那么中國的影子銀行應包含兩部分,一是銀行理財產品中貸款池、委托貸款項目、銀信合作的貸款類理財產品,以及包括委托貸款、小額貸款、擔保、信托、財務和金融租賃公司等進行的“儲蓄轉投資”業務,這部分主要為銀行體系流到監管之外的資金活動;此外則是妾身未明的民間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錢莊、典當行以及個人主體參與的民間借貸等。
影子銀行雄踞半壁江山。如何招安成為現在亟需面對的監管難題。“民間借貸合法化,讓市場規律說了算。”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言論。
業內人士稱,影子銀行的利率能更為客觀地反映市場化的利率水平。而體制內的影子銀行體系如銀信合作范疇,歸根結底是金融創新的一部分。如何引導民間金融陽光化、規範化發展才是關鍵。
去年7月,銀監會口頭通知信托公司暫停銀信合作業務。2011年1月,銀監會更是明確了商業銀行合作業務表外資產轉入表內的具體要求;同時要求信托公司對銀信合作貸款按照10.5%的比例計提風險資本;最後是對信托公司2010年度分紅作限制性規定。
事實上,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標準的設立尚處於初步階段,而對於影子銀行的監管還存在著很多方面爭議。爭議主要體現在監管對象、監管主體、監管規範三個方面。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不僅需要法律授權,也需要行政手段的引導。而現存的多頭監管,有時亦等同於無監管。
由於長期的分業經營,金融系統監管也實行分業監管模式。但影子銀行一直都是監管真空。“即使銀監會提出要參與對影子銀行的監控,但地方政府等并未提出相應的配套監管政策。銀監會一力主導,恐怕也是有心無力。”央行一位人士稱。